post 「和平統一」根本說不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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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在關注台海情勢的圈子裡,流傳著一類文章。平心而論,這類論述有相當的分析份量,對局勢的判讀也夠犀利,值得認真接招,而不是被口號式地罵回去。它的論證大致如下:現狀是一座終將潰決的堰塞湖;中國的相對實力只增不減;美國已經從保護者變成收保護費的,還順手把台積電的最先進製程搬去亞利桑那;既然如此,負責任、不感情用事的做法,就是趁台灣手上還有籌碼的時候,先把條件談下來。

我認為這個診斷是對的。全部都對。現狀確實在惡化。華府的行為確實越來越像在予取予求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(Howard Lutnick)要求把先進晶片產能的一半移到美國本土[1] 。為了不讓規劃中的北京峰會生變,而扣住一筆國會早已非正式放行的130億美元防空軍售[2],不是盟友對待盟友的方式。1990年代,台灣的經濟規模約為中國的四成,而不是今天的百分之五,那確實是一個相對份量大得多的時刻。

這套論述敗在藥方,而且是敗在它自己的邏輯上,不是敗在道德上。以下就是對這本帳的查核,用的正是這套論述自認為主場的那套冷冰冰的算術。

籌碼值多少,取決於執行機制值多少

「現在就談」的論點背後,藏著一個假設:在籌碼有利時談成的條件,會一直算數。問題是,這個假設的對照實驗已經跑完一輪了,結果相當難堪。

1984年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,是一份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,保障香港五十年自治,簽署方是一個擁有核武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。到了2017年,北京外交部把它形容為「一份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」[3]。剩下三十年的自治保障,在2019年之後大約十八個月內被清算完畢。倫敦在1984年握有的籌碼,比台北未來任何時刻能握有的都多,而它換到的,是一紙空文。

所以,選項從來就不是「現在的好條件」對上「以後的壞條件」。談出來的條件,不論當初靠多少籌碼談成,都會以北京選定的速度向北京的偏好收斂,因為交接之後,沒有法院、沒有保證人、也沒有任何執行機制能存活下來。1996年用四成相對GDP談出來的協議,衰變的時程表,和今天談出來的不會有兩樣。

許多親美的死忠派會說,北京是特例;民主國家有獨立法院、有新聞自由,它們的承諾是另一回事。恕我直言,這種說法可笑。1982年雷根政府向台北提出的「六項保證」,其中一項的通行解讀是:對台軍售之前,不與北京磋商。而川普談到習近平與軍售時,公開說「我正在跟他談這件事」,等於正面踩破了這項保證[2]。我的重點不是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,而是:缺乏執行機制的承諾,無論誰來簽都會衰變,而衰變速率取決於這份承諾變得多礙事,不取決於簽署者的品格。一份統一協議,將會是台北與北京雙方簽署過最礙事的文件。

這就帶到下一個問題……

三個女兒,以及作為「自由思想實驗室」的台灣

在失敗主義者的想像裡,樂觀劇本是這樣演的:澳門保住了賭場,香港保住了資本市場,所以台灣可以保住民主——在一個大到足以海納百川的中國裡,當一座「自由思想的實驗室」。

我們來實際盤點:北京在哪裡保留了一塊領土的特殊性,又在哪裡把它清算掉。

澳門的博彩專營之所以存活,是因為它不威脅任何東西,又有其功能:一個被課稅、被監控、被圈起來的洩壓閥。即便如此,也值得看看中央的需求一變,發生了什麼事。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讓澳門博彩收入在2015年一年之內崩跌超過三分之一,北京隨後拆掉整個疊碼仲介生態系:太陽城遭清算,周焯華在2023年被判刑18年[4,5]。乖女兒的榮景,原來只是一顆政策旋鈕,跟著國內政策的節奏轉動,而不是跟著對這塊領土的保證。

香港的資本市場之所以存活,是因為它滿足一個結構性需求。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,香港就是中國在鎖住主金庫的同時,向外資取水的管道。真正有啟發性的,是沒能存活的部分:選舉、法院、新聞自由——凡是保留起來「不方便」的,一樣都沒留下。

把同一套機制套到台灣民主上,只會更糟,因為它既不賺錢,也不方便。「自由思想的實驗室」是整個華語世界裡最昂貴的一樣東西:一個活生生的、以中文運作的、同一文明體系內的反證,直接否證「中國的現代性必須建立在列寧式統治之上」這個命題。併吞之後,這樣一座實驗室,會成為每一個裝了VPN的中國異議者在網路上的朝聖地。

台灣想在談判桌上保住的一切,在「三個女兒」模式下都活不下來,因為台灣民主與多元的存續,與中國共產黨自我授與的天命,在本質上互不相容。剩下的,只有北京覺得有用的部分——而我們馬上會看到,那部分既不多,也不怎麼繁榮。

沒有人接收得了下金蛋的鵝

這類文章的攻防,多半集中在「北京會不會把台積電搬空」這個恐懼上,但我的論點是:這根本不是該擔心的點。台積電的價值不在新竹。它活在一張連台灣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依賴網絡裡:艾司摩爾(ASML)的極紫外光(EUV)微影設備——對中國的出口禁令早已把香港、澳門一併納入;美國的電子設計自動化(EDA)軟體授權;美國的智慧財產;日本與美國的設備我最近才知道,做馬桶的TOTO,同時也在為先進半導體製程生產陶瓷元件。 ;以及一群依法不得向中國實體採購先進製程晶片的客戶[6]

中國主權生效的同一天,實體清單的待遇也跟著生效——不需要任何新決定,純粹是既有法律的自動適用。台積電的晶圓廠會在一夕之間,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擱淺資產,工程師則沿著早已鋪好的坡道,流向亞利桑那、熊本與德勒斯登。同一個瞬間,台灣從人均GDP名列前茅的國家,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邊陲省份,連帶拖垮那個什麼都有補貼的、慷慨的台灣福利體系台灣的健保,經常被評為全世界最好的醫療體系之一。

所以,併吞的動機從來不是經濟。中國橫跨數十年的民族統一主義工程,不會被一張試算表勸退;能勸退它的是成本——人命的成本,和政治的成本。

嚇阻:火槍是便宜的那一半

我認為失敗主義、主和論述最陰險的一步棋,就下在這裡。它一邊把台灣人的抵抗寫成荒謬劇(「全民皆無人機操作員,為自由而戰!」),一邊把國防預算貶為中國預算旁邊的四捨五入誤差。意志被當成荒謬,能力被當成徒勞。

首先,能力是便宜的那項投入。拒止式嚇阻——讓渡海這件事本身失敗,而不是跟解放軍海軍一艘對一艘地比拼——成本低廉,而且自帶防守方優勢。一個實質上沒有海軍的國家,用卡車發射的飛彈和無人艇,擊沉了黑海艦隊的旗艦,還把整支艦隊趕出塞凡堡[7]。胡塞武裝用廉價飛彈和無人機,就能鎖住紅海;伊朗,一個空軍近乎不存在的國家,面對世界上規模最大、戰力最強的軍隊,照樣左右著波灣局勢。

跨越一百浬以上海面的敵前登陸,是戰爭中最困難的作業;兵棋推演一再顯示,只要防守方握有足夠的水雷、岸置飛彈與彈藥,入侵企圖會以災難性的代價收場[8]。「把四捨五入誤差加倍沒有意義」這句話,只在比總量的遊戲裡才成立。台灣不需要在軍費上壓過中國,它只需要讓那一場特定的作戰貴到發動不起。

但意志才是昂貴的那項投入。嚇阻的效力,與發訊者願意承擔的訊號成本成正比,而台灣目前發出的高成本訊號是混雜的。一方面,2026年國防預算創下新高,達GDP的3.32%[9];另一方面,新台幣1.25兆元的不對稱戰力特別預算,被在野黨主導的立法院砍到只剩7,800億同一個在野黨主導的立法院,先前也凍結過潛艦預算、刪減過彈藥與油料預算[10] 。一方面,義務役延長為一年;另一方面,部隊實際兵力只有編制員額的八成左右[11]。這還沒算上那筆已經付款、卻遲遲未交運的297.2億美元對美軍購[12]、美方攔截彈與空對地飛彈庫存的見底[13],以及2026年2月那次凍結——凍住的恰恰是愛國者攔截彈、NASAMS防空系統與反無人機裝備,正是拒止戰略在結構上賴以成立的東西[2]

更惱人的是,在美中峰會期間,北京把整場峰會的力氣,花在把台灣明確綁進商貿關係裡。一旦軍售管線被收進貿易檔案夾,未來每一輪黃豆或波音的訂單,都會多出一行台灣條目。

我的重點是:主和派與姑息論者攻擊的,恰恰是台灣在拒止上握有優勢的那些領域——囤積水雷、無人機與彈藥,這些不需要出口許可、沒有任何人握有否決權的東西。每一篇「我們無意當你們的自殺式砲灰」式的公開表態,在有效庫存與戰備的機會之窗關上之前,都是一種假借關切之名的消耗。

誠實面對「隔離」劇本

最強的一個版本——而且人們正慢慢意識到——是完全跳過登陸。中國不上岸,而是在台灣以東實施「海關檢查」、剪斷海纜,把仁愛礁那套劇本放大實施[14]。拒止式嚇阻在這裡確實失靈,因為一隻挨餓的豪豬,不值幾個錢。

不過,用衝撞、水砲和海上民兵蜂群,去對付一艘每月一班、航線固定的木造補給船,和面對每個月數以千計進出台灣的商船,是兩碼子事。你沒有辦法「低於門檻」地去撞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。

你能做的,是逼倫敦勞依茲(Lloyd’s)和各船東互保協會(P&I Clubs)抽掉兵險,讓船東自己不願意把船開來台灣。但即使是這一仗,也打得起,而且有活生生的先例:烏克蘭面對一個真的會開火的對手,靠國家擔保的兵險機制加上岸置拒止火力,把黑海出口量恢復到接近戰前的水準[15]

真正不光鮮的重點,不是台灣應該認清現實、舉手投降;真正不光鮮的重點是,防衛大體上落在這些地方:以「月」而非以「天」計的能源儲備、糧食與彈藥庫存、具低軌衛星備援的通訊,以及海纜搶修能量[16]

真正的戰場

在動能戰爭、灰色地帶襲擾與隔離之外,成本最低的選項不是軍艦,也不是海警船,而是一場慢火燉煮的工程,目的是讓抵抗感覺徒勞:對媒體與網紅的統戰經營、讓「統一是可以討論的」在演算法上被日常化,以及——坦白說——推特與Substack上意見領袖們假借關切之名的帶風向,確保寶貴的時間被消耗在內鬨、杯葛與為了空氣吵架上,直到一切都來不及改變;到那個時候,投降就真的是唯一選項了。

在我看來,對中鷹派和親台親美陣營,同樣誤讀了這場戰役。它的目標不是讓台灣人驕傲地說自己是中國人——不是鄭麗文所說的那種[17]。認同民調顯示,單一台灣人認同穩居歷史高點、約三分之二,統一支持度只剩個位數,而且這些趨勢在整個抖音時代裡只增不減[18,19]。真正的目標是去動員化:一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、卻不願為此付出代價的社會。認同創下新高,同一批民調裡的作戰意願卻在下滑——這種背離,正是這場工程被設計來生產的產品。

這也是為什麼,我認為這個文類的重要性,超出其論點本身的是非。無論個別作者的本意為何,它的功能就是把「這場仗打不贏,這筆交易躲不掉」從不可說,推向可說,再推向理所當然。這些作者會說,他們只是在分析大壩背後的水壓——而他們自己,就大壩背後的水壓。

堰塞湖沒有意志

堰塞湖的意象之所以有力,正因為湖沒有意志。它只會積水,村民只能逃或淹。但台海方程式裡的每一個變數,都是選擇,不是天氣。解放軍對入侵成本的估算是升是降,是預算選擇。隔離上門時,迎接它的是滿倉還是空罐,是採購選擇。北京的情報圖像上寫的是「他們會屈服」還是「他們會抵抗」,是一百萬個微小訊號的總和——包括一個社會寫給自己看的,是哪一種文章。

我想提出的替代框架是:面對吸收態的選擇權價值。現狀是一個隨世界變化、朝任何方向都保有出口的位置:中國若自由化,可以走向和解;若不然,可以走向更深的結盟;美國若動搖,可以走向避險。統一則是一個出多少價都退不出去的狀態。為了鎖定一組對手可以片面改寫的條件,而先摧毀自己的選擇權價值,這不叫現實主義——而且這筆交易早有名字:《布達佩斯備忘錄》,烏克蘭最具決定性的戰略錯誤。那些高喊「避免烏克蘭的下場」以論證談判的文章,開出的處方恰恰是製造出烏克蘭下場的那筆交易:用嚇阻能力,去交換一個修正主義鄰國的紙上保證[20]

當有人搬出台灣史來論證宿命,你其實應該抱持一個正交(而非相反)的讀法:這座島嶼的主權,從來沒有一次是由島發生的事所決定。荷蘭人敗給鄭成功的艦隊;明鄭亡於清帝國的征服;清帝國治台212年,因為輸掉一場大國戰爭,在《馬關條約》把它割了出去;日本則因為輸掉一場更大的戰爭而失去它。台灣的命運,向來由母國的系統性危機決定。這意味著,一直有效的策略——也是唯一曾經有效的策略——是撐到那場危機來臨時,依然站著,未被同化,難以消化。波羅的海三國對著一個超級強權,把這套劇本演了五十年:併吞從未被承認,認同從未被交出,帝國危機一到,數月之內國格恢復[21]

這裡沒有勝利條件,只有無限期的「不敗」,一路撐到結構變數移動為止。它緩慢、不英雄,卻是這座島嶼歷史上最有實證支持的策略。

失敗主義者說湖是真的,這一點他們沒說錯。我認為他們錯的,是這個物體的種類。大壩是工程問題,而工程問題,回應的是工。

post 一位歌手如何揭發了羅馬尼亞反羅姆的歧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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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6月12日,酷玩樂團在布加勒斯特登台。欣喜若狂的人群最終以噓聲趕他們下舞台 酷玩樂團的粉絲已習慣了樂團通常介紹當地的藝術家上台。布加勒斯特的演出也不例外,他們介紹的歌手是一個年輕的藝人叫「Babasha」。 22歲的Babasha是羅馬尼亞家喻戶曉的明星,他的單曲「Păi Naa」在羅馬尼亞目前的單曲日榜頂部,YouTube上的觀看次數達到 5,500 萬次。然而Babasha登台時,他竟然被噓了。據他說,這之所以是因為他是羅姆人。

Manele是一種與羅姆人息息相關的流派。該流派起源阿拉伯跟巴爾幹音樂。它的歌詞表達的感受小自戀愛,大至困難與歧視。如果你會參加一個羅馬尼亞的婚禮,你一定會聽到Manele活潑歡快的節奏。 儘管(或是因此)它很受歡迎,Manele向來很分裂的。批評家抱怨Manele是個唯物主義、過度性化和地位低下的流派,而支持者說Manele受到的批評是從歧視來的。在2010年,Cluj-Napoca的市議會禁止了計程車司機聽Manele,還有在2023年,Timișoara的市長也禁止了Manele,甚至取消了另一位羅姆藝人的演出。

歷史上羅姆人被羅馬尼亞政治迫害,包括種族清洗,奴隸制跟私刑。 作為是一種種族同質的國家,因此羅馬尼亞從未就種族主義進行對話。 目前羅馬尼亞是歐盟最大經濟成長體之一。照理說隨者它的興盛,社會裡的歧視應該減少。但諷刺的是,羅馬尼亞也是歐洲人權法院收到種族歧視案件最多的國家之一。 如今,羅姆人佔羅馬尼亞人口的3.3%。他們仍然經常面對勞工歧視、被醫療體系拒絕、種族隔離、還有受到警察暴力。Manele的邊緣化也是這個反羅姆人情緒的延伸。

好的事是,隨著抖音與羅姆音樂的崛起,人們對反羅姆歧視的認識逐漸上升趨勢。值得讚揚的是,酷玩樂團在面對粉絲的歧視行為時並沒有退縮。Babasha在布加勒斯特與樂隊進行了第二次演出,Chris Martin告訴粉絲:「如果你不喜歡,就去廁所吧,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,但要友善 」